陽光焦灼著台九線柏油路旁的野草和山壁的大理石岩,澄藍的太平洋在駕駛座左邊閃閃發亮,浪花拍擊著數百公尺懸崖下的海岸線,聲浪一波波傳進車室,一段三十年前的「金馬記憶」,晴空下清晰了起來。
金馬,說的是公路局的「金馬特快車」。我在很小的時候,便跟隨著母親,從花蓮的家鄉搭乘金馬號,搬到台北這個大都市。此後好些年,金馬號成為一家人連結鄉情的工具,我們一年總要回花蓮兩、三回。那些歲月裡,搭著舒服的金馬號,一路欣賞美麗的東海岸風光,總是我一年裡最期待的事。
三十年前的公路局金馬號,是台灣最拉風的客運車。台汽客運的網站上這麼形容她:「車身內外廂板設計採用陽極處理鋁皮加漆,部份車座椅為坐臥兩用式,加裝電風扇、錄放音機、供應茶水等設備。」在那個冷氣還不普及的年代,這樣的裝備等級,算是高級享受了。
回花蓮那天,天沒亮我們就得趕去台北東站買票。星期六的金馬號通常會發三班車,依次叫金馬一號、金馬二號、金馬三號。除了金馬號,你還可以選擇票價較低廉的直達車,但直達車沒電風扇吹,座椅也不像金馬號舒服,雖然便宜,坐的人卻少,通常只有兩班車。
上午七點鐘,金馬一號帶頭,直達二號壂尾的車隊出發了。這時,我總是興奮地跪坐在靠窗的座位上,欣賞窗外剛從睡夢中甦醒的台北街頭。美麗的金馬號小姐,這時會送上茶水,母親再從背包裡翻出她大清早做好的早點給我,母子倆就這樣一面吃著早點,一面嘰嘰喳喳說著話,然後我會沈入夢鄉,再醒時,車往往才到坪林。
(圖片/國光客運網站)
速度慢,除了歸因於車況和路況外,還跟威權時代的背景有關。從蘇澳上蘇花公路前,車隊必須先整好隊。雖然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往事,我還記得那車隊的行進順序。領頭的,一定是金馬一、二、三號,跟在金號三號屁股後頭的是直達一、二號。直達車後是遊覽車,接下來是貨車和自用車。這規定似乎是訂死的,最前頭的金馬號開得再慢,開自用車的人就是不能插隊,你只能乖乖地掛在車隊屁股,以龜速行駛。這真是威權時代的奇景。
其實,民國六十一、二年時,蘇花公路不僅沒鋪柏油,還只能單線通行,後頭的車要超車,幾乎是沒指望的。而且,因為只有一線道,車隊往往都得在一處隧道口,耽誤幾十分鐘,停下來等對向來車通行。這麼晃呀晃,等呀等,從花蓮到台北,通常都得花上八個小時。
搭金馬號這麼大的車,行駛在蘇花公路上,真是件驚險剌激的事。轉彎的時候,靠窗的乘客會覺得整輛車是懸在懸崖上頭的,頭次搭的人,很少不心驚膽顫,兩腳發毛。對小孩兒來說,那也實在不算是一趟舒服快意的旅程,我當時才七、八歲年紀,常常在蘇花公路上吐得唏哩嘩啦,都說蘇花公路的美景令人神往,但對我來說,不快活的記憶可能要多些。
然而三十年後,當我輕鬆地開著車,行駛過已經拓寬成二線道的蘇花公路,回想當年和母親搭乘金馬號的往事時,我只想記起那些依偎在母親懷裡的溫暖。
我的母親是個堅強的女性,和前夫離異後,她獨自撫養我那三個同母異父的兄姐長大成人,中間不知嚐盡多少人情冷暖,直到和從軍隊退伍的父親邂逅相戀後,生活才過得好些。但那好日子,也只佔了她人生歲月的極小比例。
只是母親從不悲觀,她已經習於跟惡劣的環境對抗。在金馬號上,她會跟我說些和外祖父母有關的趣事,兄姐們幼年的辛苦,或要我講講學校裡的事,她總聽得咯咯笑著,然後抱緊我,吻我的頭髮。至於她經歷過的苦,是絕口不提的。
現在回想起來,那些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,是多麼值得珍惜,因為母親來台北不到一年便死去了,母子倆一同搭著金馬號的美好回憶,一靜止,便也永遠沈入記憶裡了。
再不久,金馬號走入了歷史,接著北迴鐵路通車,公路局台北到花蓮的班車因為載客量大減,被迫停駛。
陽光焦灼的這天,我在蘇花公路著名的清水斷崖附近停下車,搖下車窗,閉著眼,聆聽海潮。那是我和母親一同聽過的聲音,它響著,響著,一股難挨的心酸,不禁湧了上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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